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，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都是由大规模的投资支撑的，因为按照斯大林钦定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基本原理，积累（投资）是扩大再生产即经济增长的唯一来源。

因此，美元洪水泛滥，以空间换时间的手法，对于美国几乎就是赌博，结果可能是全世界的狼藉。对于中国来说，主权高于一切的背后是什么？不就是国家利益吗？在面对钓鱼岛主权和美元洪水的问题上，我们最多说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、小利益与大利益的差别，而没有原则和利益的冲突。

形象一点说，中国现在开始出现一种气势：中美关系应该像真正的男人之间的平等关系。QE3将天长地久，与我们白头偕老，直到海枯石烂。美国要泄洪，只要把洪水引到美国之外，就能把泡沫带到美国之外，美国自己便拥有了诺亚方舟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甚至说：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美元正大举流出美国。我们知道，从美国决定泄洪到洪水真的泛滥，会有一个时间差，也取决于泄洪的水闸开得有多大。

这等于说，中国多接受一点美元洪水没什么问题，不正好可以提高经济增速吗？但是，曾几何时，中国的出口顺差一直成为美国的指责对象。这一阴谋甚至从几年前的天安舰事件就开始了，是一系列的连贯动作。由于欧洲央行同意无限制购买国债方案，加之美国QE3的出台，国内通胀风险随CPI回升而加大，货币政策的空间收窄。

所以，项目审批上没能很好地做到有的放矢，政府投资恐难抵消制造业投资下滑的影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基建投资再次充当了救火队员的角色。发改委两天批复60个基建金融项目，其中25条轨道交通项目涉及投资净额达7000亿元。近期，企业债务正严重制约着制造业发展，三部委摸底三角债，并发出预警信号。

今年前7个月，全国财政收入63795亿元，同比增长11．6％，超出预算增长2．6个百分点。虽然上个月的出口增速略有反弹，但扩大外需政策已顶天花板。

这不仅加大了实现全年经济稳增长目标的难度，也加大了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。长期以来，我们沉迷于基础设施建设，政府将国民收入的40％到50％用于投资，投资上瘾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诟病。从不久前公布的8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来看，多项指标（例如工业增加值、制造业PMI等）较前几个月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继续呈现低迷状况，屡创历史新低。稳增长重心将向财政政策倾斜，基建投资计划既出，也无可厚非。

政府投资有望在短期内带来经济回暖，但经济、社会、环境等都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。而且全年财政超收的概率很大。这也直接导致了阿迪达斯、耐克等知名外企外迁的现象。甚至还有蔓延至金融领域，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。

而当前的情况是，地方债、三角债和银行不良贷款的风险都在上升。（作者单位：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）来源:中国经济时报 进入 赵晓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结构性减税 基建投资 。

从项目资金来源来看，一部分来自于中央政府财政拨款，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地方向银行的贷款。在今年房地产调控措施的影响下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减少，提高企业税费成为了维持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大途径。

大规模的政府投资短期可以提振经济，但由于我国尚未形成以创新驱动和技术主导的内涵式增长模式，一味继续扩大投资只会造成产能过剩和通胀，将给经济转型带来更大困难。审批力度的加大、审批速度的加快，都显示出政府欲押宝大规模投资来完成全年稳增长目标。政府出台了多项减税措施以扶持中小企业，然而有的地方对于减税措施的落实情况却令人不解。由于此类基建项目的投资回报是长期和缓慢的，但很多地方债务却要在短期内兑现，这就不得不一次次用新的短期贷款取代旧的短期贷款，滚动成为一个虚拟的长期贷款。要知道，近两个月以来，许多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地方版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。在结构性减税的口号下，一些地方竟出现普遍增加税费的趋势，这令很多城镇小商业主不得不关门停业。

这会造成地方政府投资举动与地方财力的不匹配，还有可能造成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，产生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。可惜的是，近年来被一直倡导的结构性减税，尚缺乏整体规划和设计，仍处于小范围试点和小规模 零敲碎打的阶段。

温家宝总理8月下旬赴广东调研，强调千方百计稳外需。正在上海进行的营改增试点，是目前规模最大的结构性减税措施。

投资项目并没有涉及急需救火的制造业领域，而制造业的下滑构成了当前经济的最大威胁。从宏观调控角度来看，货币政策成效值得总结，下半年财政政策将逐渐加力。

一些部门或地方官员，不顾地方财政实力、不管产能是否过剩，都以稳增长的名义，过度依赖投资，不顾经济风险隐患，以求短暂的政绩。这种用短期银行贷款和债券，为长期基建提供资金的融资体系，一旦短期贷款续不上，资金链就会断裂引发债务危机。截至6月末，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4564亿元，已连续三个季度上升。如果考虑降低收费基金负担，那么一年减税空间甚至可达到1万亿元。

如此大范围、大规模的投资，不禁让人联想到2009年的政府投资大扩张。政府投资没能控制住，是受今年来财政收入超预期、结构性减税尚无总体方案等因素的影响的结果。

当前外需疲软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，稳增长无法单纯寄希望于扩大外需来实现。综合式、立体式的债务问题如果爆发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而仅从过去的税收收入增幅来看，减税空间在一年5000亿—8000亿元之间。但其在上海地域内涉及的减税规模，也仅在100亿元上下，而结构性减税总量至少要以6000亿元作为量限。

另外，由于我国税收的80％以上都来自大中型企业，而结构性减税主要针对的是小微企业，即便将来自小微企业的税全部免掉，它对中国税收所形成的冲击也很小。立体式的债务问题不仅在温州、鄂尔多斯等地蔓延，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。有的地方减税后，当地税务部门调高了税收定额，税负较原先增加了两倍多。分析数据低迷的原因发现，出口疲弱和企业去库存因素拖累了经济增速。

也开始在不同行业（特别是制造业）的企业间发酵，威胁不同行业上下游企业的生存。所以，此轮投资仍面临诸多风险

再次，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，固然离不开强势政府所创造的稳定环境，但其真正的、根本的动力还是市场经济的活力，是民营企业追逐利润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，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全球化红利。唯有如此，中国企业才有可能从制造走向创造，建设创新型社会才有可能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惊险一跳才有可能实现。

首先，过去30年，政府主导＋基础设施投资的模式，为中国经济奇迹做出了贡献。建设小政府、大社会，大幅度减税，为企业和个人减负。